民法是裁判规范，具有裁判功能。只有单行法，没有民法典，造成法官查找法律、适用法律、解释法律等诸多困难，难以充分发挥民法的裁判功能。民法又是人们的行为规范，具有行为规则和指南功能。
从1949年建国至今已经65年，可是我国还没有颁布民法典。当今我国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，我们应当乘此大好时机，加快制定民法典，使民法典成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法律工具。
已经形成的我国民法体系是初级层次的体系，不够完善，科学化程度不高。例如：缺少民法总则；缺少债法总则；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不能适应新情况；有的重要规定不符合社会实际；单行法之间存在着重复、矛盾、冲突，等等。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民事司法的统一、公正、高效和权威性，是产生社会矛盾的原因之一。这些问题都属于立法问题，不可能用司法解释的方法解决。
进一步说，即使全部单行法都修订好了，而不将其整合为民法典，也不是高层次、科学的民法体系。因为民法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有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性，单行法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，不能体现民法整体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。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之间不仅密切联系，而且往往是互相转换、互相制约的，其联系、转换、制约有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则，它们是密切关联的整体。只有民法典才能全面规范民法的基本问题，形成总则与分则结合的完整体系，体现全部民法规范的内在联系、规律性、逻辑性和科学性。有了民法典，条理清晰，处理民事关系就能以简驭繁，事半功倍；反之，没有民法典，单行法头绪多，不好掌握，处理民事关系则会事倍功半，这已经为司法实践所证明。
民法调整社会关系，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，关系每个人的切身权益，因此民法是非常重要的法律部门。在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语境中，民法典在法律体系中具有一种实质上的“宪法性”的地位，这在欧洲学界基本上得到公认。直到当代，这样的判断仍然得到欧洲各国学者广泛认同。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黄右昌说：“根本法有二：一为宪法，一为民法，其他非宪法的附属法，即民法的附属法。”本世纪初日本学者星野英一说：“民法是与宪法并列的法律，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基本理念和构造，而民法规定的是社会的基本理念和构造。”民法作为如此重要的法律部门，不能只有单行法，只有民法典才能充分体现民法的重要地位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民法的地位空前提高，但是全民的民法观念和民事权利观念的提高还有一个过程。至今，在有些人，包括少数领导干部的心目中，加强法治就是加强政法，加强政法就是加大惩罚、严打的力度，不重视民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。制定民法典，加强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，对于提高全民的民法观念和民事权利观念，建设法治中国有重要意义。
民法是裁判规范，具有裁判功能。只有单行法，没有民法典，造成法官查找法律、适用法律、解释法律等诸多困难，难以充分发挥民法的裁判功能。民法又是人们的行为规范，具有行为规则和指南功能。只有单行法，没有民法典，人们难以懂得民法是什么。有了民法典就能充分发挥民法的功能。
民法还是人们保护自己民事权利的工具，是人们与侵害民事权利者做斗争的武器，具有法律工具和法律武器的功能。法国民法典是拿破仑亲自领导制定的。拿破仑希望法国民法典能为法国人民人手一册，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，民法典成了宣传法国大革命成果的工具。如果我国人民基本上都知道我国有一部保护民事权利的民法典，那将标志着我国的法治文明达到了较高的境界。
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，这就对市场化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民法典全面规范商品归属规则、商品交换规则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，从而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。
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简政放权。转变政府职能的实质是限制行政权力，加强民事权利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、政府与社会的关系。这是转变重行政权力、轻民事权利的传统观念，改进官民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。民法典的制定、颁布和实施有利于推动这项改革和巩固这项改革的成果。
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民主法治改革。民法通则规定的基本原则有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等。民法是集中体现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民主、法治的基本法。民事法律关系的实践活动是民主法治生活的大学校、大课堂。制定、颁布和实施民法典，不仅对于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有重要意义，而且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全民的民主法治意识。
民事立法不仅是要描述社会，而且应当引领社会发展。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被海外学者誉为中国的“民事权利宣言”，事实上民法通则在较长时期成了改革开放的推进器。未来的我国的民法典应当成为中国的“民事权利经典”，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加速器。
民法典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很重要的标志。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，为世界文明，包括法治文明做过卓越贡献。虽然当今我国的民事立法有待完善，但是我们有后发优势。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、先进的民法典，将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，将是对世界法治文明的新贡献。
